2023年春节去哪里？“看展热”成为年俗新体验******

兔年春节将至，去博物馆看展览、过大年的氛围日渐浓郁，各大博物馆从生肖文化、家国情怀到家风文化，系统推出了富有中国气息的大展，全面展示节日里的民风民情。逛博物馆过大年已成为一种新年俗，传递着新的文明风尚。

搜狐文化为广大网友整理了一条富有年味儿的观展路线，一起在各大博物馆的重磅展览中过一个文化创意年：在河南博物院“十二生肖拜大年”体验展里寻找自己的“守护神”，在南京博物院“家国文物展”中追求幸福生活，在良渚博物院玉器大展中认知无处不在的玉文化的韵味，在广东省博物馆“年画里的中国”展和中国工艺美术馆的皮影中寻味中国年。

“十二生肖拜大年——癸卯新春生肖文化”主题特展

地点：河南博物院

时间：2023年1月中旬

十二生肖作为中华文化圈中普及率最高的传统文化符号，也是春节的吉祥物和传统年俗文化的象征。追溯生肖文化的源与流，不仅基于早期人类对动物的崇拜意识,更是赋予动物形象的神性色彩。兔年春节将至，全国各地都流行着与玉兔相关的神话传说、民俗典故，在剪纸、刺绣、年画中，亦可随处看到兔的形象。

“玉兔捣药”象征着健康长寿，“动如脱兔”比喻人类聪明敏捷，兔子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国人眼里天降祥瑞的使者。在春节期间，河南博物院收藏的生肖动物精品文物和艺术品举办贺岁展览，这些精美的器物维系中华民族情感和文化纽带。透过这些珍贵的生肖文物，我们可以感知中华先民对生肖动物的审视、欣赏、理解、构思和幻想，领略古今人们对于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美好向往。

《家·国》文物展

地点：南京博物院

时间：2022年11月1日—2023年11月1日

春节将至，“家”成为万千中华儿女心之所向的归途目的地，家的概念不言而喻，饱满又坚实。同时，家国情怀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薪火相传，是历代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精神养分和力量源泉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压舱石。

展览围绕“家”、“国”两个主题，南京博物院精选藏文物六十余件，将文物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结合，以家国情怀为核心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主题，通过深挖并展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家国情怀，围绕个人和国家、个人和家人、个人和朋友、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，去阐释家国情怀的具体内涵。

“首善家风——2022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”

地点：中华世纪坛

时间：2022年12月20日—2023年2月5日

司马光告诫其子：“有德者皆由俭来也”；诸葛亮的《诫子书》讲明修身养性、立志学习和宁静淡泊。优良的家规、家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每个家庭乃至每个家族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。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以“首善家风”为核心，围绕传承首都家风，涵养文明新风的主题，展现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珍贵意义。

中华世纪坛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板块内容，以年度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的形式，持续多视角地呈现中华民族特有家风文化的丰富内涵。通过策划一系列综合类主题、研究类专题的展览与活动，集合近现代各个时期、不同区域的家教题材和家风范本，梳理家庭——家教——家风的内在脉络，借助展览多样的表现形式、空间陈列、科技手段使其“鲜活”起来，“立体”起来，发掘探索传统文化美德教育的当代形式，探寻其对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深远影响。

“郁郁乎文哉”：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

地点：良渚博物院

时间：2022年12月6日—2023日3月15日

从乌苏里江畔小南山的粗朴玉玦，到环太湖流域良渚的崇高神人兽面，以及汉墓里华贵肃穆的金缕玉衣，清宫中繁复精绝的文玩旧藏，玉文化在中华大地已至少绵延不绝九千年。周公制礼作乐，以礼维系社会有序和谐，礼乐文化中玉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，象征礼节、吉祥、地位。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